二、 靠改革，山村走上致富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角，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发展经济，接着是土地包产到户，实行生产责任制。对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我是衷心拥护，坚决贯彻落实。但啥叫商品生产？啥叫市场经济？原来听都没听说过。我赶紧研究这个新情况，像个小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因为自己当个支部书记，思维必须能适应形势，才能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通过学习，逐渐思想上也有了些眉目。一开始村里多数人还没有走出以粮为纲的思想束缚，还是寄希望于农业生产。我当了几十年农村支书，知道光靠农业生产，农民还是富不起来。说实在话，过去抓粮食生产，我虽然下劲不小，但那并不是我们村的强项，有些方面可以说是形势所迫。对我们村来说，强项就是有山有林。怎样才能使全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使乡亲们快点摆脱贫困？我天天站在山头村边琢磨，也注意从报纸、广播上学知识、听信息，千方百计寻找让乡亲们致富的门路。通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我们支部一班人逐步确定了靠山吃山、大力发展山区经济的思路，决心用好党的富民政策，依靠改革的力量，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改变陈旧的生产习惯，引导村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共同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概括来说，我们在发展山区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上，主要是走出了三大步。

第一步，遍山栽种山萸肉，种下千载摇钱树。山萸肉的学名叫山茱萸，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1984年，就在我们苦苦寻找发展路子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当时西峡县县长谢献忠搞的西峡的林业区划，那个资料上说山萸肉适生地是600公尺—800公尺，最低在600公尺。我一看我们村正好是600公尺，搁对（差不多）能够适应。我眼前一亮：过去我总认为我们这里适合种桐籽，在油桐树上也下了大功夫，结果证明桐籽不适应我们村，我们就放弃了。一看山萸肉在我们村能适生，并且我们县里的药厂就收购，有现成的销路，我就胆子大了。1984年和1985年，我们组织全村群众大种山萸肉，党员干部带头，挖大洼，栽树苗，在秧地的沟沟岔岔全部种上山萸肉树，两年共栽下10万多株。现在秧地山坡上的山萸肉树那么大都是那次栽的。我们村成为山萸肉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这也是靠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实事求是，尊重实际，主观服从客观的结果。随后正好赶上山萸肉价格贵，一斤山萸肉几十元甚至卖到一百多元，卖了个好价钱，仅此一项全村人均纯收入增加一千多元。我们立足本村实际，尊重科学，初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就使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乡亲们一个个喜出望外，美滋滋的。直到现在，山萸肉依然是我们村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

第二步，大种香菇发菌财，请尊“财神”富乡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认识到我们村优势在山。对于山林，我总认为光开发不保护的话，走着走着就成秃山了；但是光保护不利用，老百姓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只能守着宝山过穷日子。所以说我们就奔着保护、开发、利用这个思维，寻找新的致富门路。

1988年，秧地遭到了重大打击，由于村里部分群众摆脱贫困心切，在不了解市场行情的情况下，在山萸肉价格正贵时，盲目经营贩卖山萸肉，不料随着市场的变化，山萸肉价格大跌，近四十户人严重赔本，最多的赔到了几万元。那时候这个数字可了不得啊！一时间，破产、卖房还债者有之，家庭婚姻分裂者有之，外出他乡躲避讨债者有之，这些人都是头脑比较好使、手头比较宽裕、投入市场最积极的致富带头人，一下子栽进去了，全村28户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没脱贫反而又返贫了。市场经济像老虎一样，使我们尝到了它的历害，给我们上了一课。这次对秧地的打击大极。那一阵子我非常慌。这种“脱贫返贫”的现象，深深刺痛了我们支部一班人的心，我们白天黑夜到“返贫户”中做思想工作，安定群众思想情绪，鼓励大家振作起来。同时我们也不断寻找新的致富门路。当时全县正是釆矿热，我们也曾动员党员干部满山找，采集石块到技术单位化验，结果只有一些贫铁矿，没有开采价值。继而我们也试着走工业化路子，办了一个纺织器材厂，因受资源、电力、交通因素困扰，企业发展缓慢，产值一直徘徊在十几万元。难道秧地就无发展之路吗？我们没有气馁，1988、1989和1990年，连续三年组织人员到外地考察，寻找适合我们村的致富路子。

1989年，湖北有个叫吴德华的人来到我们陈阳，说他们那里种香菇，农民都富了起来。我灵机一动，我们这里每年大批的坑木被卖掉，当柴烧或夹猪圈沤朽了，很是可惜，何不用它来种香菇？在详细询问了种菇的条件后，我们认为立足本地山林资源，发展香菇生产不失为一条好路子。吸取了经营山萸肉的教训，这一次，我们3名支部成员请来技术员，住到自己家里，让其察看本村地形资源、气象情况，介绍香菇的栽培技术，分析未来香菇的市场行情、价格走向。之后又专程到南阳师专生物科，向讲师杨景素同志请教。通过虚心请教、咨询和学习，我们确立了发展香菇、使其成为本村支柱产业的经济发展思路。

路子选准了，贯彻实施也不是一帆风顺。那时我们村对点种香菇的技术没有一个人懂，一部分群众在山萸肉市场大战中栽了跟头，心有余悸。一部分农民担心既使香菇能丰收，但卖给谁？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我们支部一班人一方面利用大会、广播、放电影、走访农户等形式，大力宣传点种香菇的前景；另一方面，支部村委一班人连续开了三次会，最后决定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冒着风险带头干。我们从点到面，逐步发展，通过干部带头、科学引导、做好服务，打消了群众的思想顾虑，很快促成了全村香菇生产的大发展。

一是党支部、村委会成员带头干。1989年冬季，支部决定，8名支部、村委干部充当第一批发展支柱产业的“冒险者”和实验者，每个干部个人贷款集资2500元，以合伙形式与湖北的吴德华合资种植320架香菇，村干部一方出资金、木材、场地，对方出技术、管销路，风险共担，利益共沾，赔了干部个人赔，赚了给村里提成。由于菌种是从湖北调过来的，技术也比较扎实，1989年冬季点种的320架香菇，第二年不仅收回了成本，还略有分红，到1991年，每人分红千余元，不但给村里上交了相当可观的管理费，增加了村干部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发展香菇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二是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扶持重点户发展工程”。村支部组织全村党员和在山萸肉大战中出现的新特贫户，开展扶持重点户发展工程。从我自己到村委一般成员，分包到户，找群众促膝谈心，讲香菇发展的好处。同时帮助解决发展香菇中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提供服务，政策上对他们实行优惠。在短时间内，这部分群众也发展了300余架，第二年即见成效。到1992年，近40户特贫户除一户因特殊情况外，其余全部脱贫致富，50%的家庭还成为村中首批万元户。村里年轻人王三喜当初响应支部号召，准备点种香菇，遭到父母反对，父母以分家相威胁，这位青年分家后，身无分文，在村支部的帮助下，点种香菇15架，很快脱贫致富，后来他的香菇架发展到180架，年收入3万多元。这批重点户的成功，对群众的影响、对村的凝聚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些人技术一掌握，很快推广到全村。

三是党员干部出面，做好协调系列化服务。首先是主动“走出去”，让群众开眼界，换脑筋，学习先进的种植管理技术。每年选送十余名青年农民到大专院校和湖、上海等地区学习，造就了一批香菇生产经营的“土专家”。其次是诚恳“请进来”，先后与南阳师专、南阳农校、县科委、三洋公司等建立联系，随时请他们实地指导，同时请湖北技术员长年住在村里进行技术示范。再之是增加科技投入，香菇生产技术要求高，产品质量差异大，产品价格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关键是菇的质量。为解决菇的干燥速度和质量，我们内引外联，投资十几万元，购置烘干设备十余台，土法修建烘干炉近100多座。最后是加强培训，让群众都掌握种植管理技术，提高群众素质。同时积极协调解决发展资金，支部、村委一班人除拿出个人的积蓄外，还积极向上跑，争取县乡贷款。有的农户无人担保不能贷款，我们就让村干部出面担保。从1991年到1994年，累计解决发展资金50余万元，扶持了困难户的香菇生产。秧地村山坡面积较小，山林资源有限，且受采伐计划限制，短时间快速发展，光靠本村的林木资源不行。支部、村委就组织部分群众，到外村、外乡、外县联系安排，或买回点种过的香菇杆，或就地承包经营。在服务上，及时为村民提供气象、销售服务。村支部与县气象局联系，及时获得气象资料，在香菇种植季节，及时通过广播传下去，指导香菇生产。在出菇季节，支部组织人员到外地考察综合市场行情，提出销售价格范围。一系列的服务，使全村香菇生产得以迅速发展。由1990年的600来架，发展到1993年底的8000架，全村97%的农户从事香菇生产，人均10余架，90%的农民掌握了从菌种识别到点种、催菌、采摘加工等一整套技术，每架收入也由1990年200元提高到800元，效益翻了两番。

我们村里从1989年开始试种香菇，1994年的效益最好，当时很小的一个香菇能卖三四块钱，一布袋就卖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真是来劲。那一年全村创收300万元，人均收入5000元。我们这里当时的香菇发展到啥样？一河两畔全部都摆满了。1993年全国食用菌现场会就是在我们秧地村召开。全国食用菌协会会长张广亚看罢我们这里的香菇后欣然题词：“陈阳椴木香菇世界之最”，那个照片我到现在还保存着。

秧地村发展香菇产业快速富裕起来，引起当时西峡县常务副县长于国干的重视，他在视察后组织县里各个职能部门和各乡镇都来我们这里参观，要求在全县推广。我们秧地出名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为一个率先富起来的富裕村，前来参观的车辆和人员整天川流不息，最后带动了整个西峡县香菇产业的发展，成为西峡县的一项支柱产业。

这里我要说一句，虽然我们村的香菇产业发展的最早，规模也大，但是我们始终注意保护我们的山林不受损坏。种植香菇菌材不够用时，我们就到外地采购坑木，买枝梢，绝不超计划毁林。我们搞那么大的种植规模，全村的山林照样保护得很好，这是我们独具特色的，也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不像有些地方，一发展香菇就把山林破坏了，成为光秃山，破坏了环境。村支部在保护山林、执行林业政策上是很坚决的，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老百姓对桦林树木看得非常珍贵，一棵小树苗被压倒了，会把它细心地扶起来。我们秧地村的富裕实际上就是从发展椴木香菇开始的。大把大把的票子使山民们开了眼界，挺直了脊梁，同时对党支部的信任和拥戴之情也油然而生。

第三步，大力发展林果业，再攀改革新高峰。秧地村通过发展香菇生产，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我们没有满足现状。我们仍然是把眼光盯在我们村的资源上，不断寻找新的致富路子。秧地村山高地薄，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种粮食只能望天收，有的年景甚至是种一葫芦打两瓢，要想奔小康，不大跨度调整农业结构不行啊！调整产业结构，那时候对我们还是一个新鲜名词，也是个新考验。但是我们看到了农村发展的需要，也就坚定了决心。

调整当然要讲究科学，不能胡乱调，还要看市场行情。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发展林果业是个方向，也有条件。我们村离灵宝县比较近，当时乡里的初衷，是让我们种苹果。我们专程到灵宝寺河山考察，找老农攀谈，向行家请教，考察回来后我们把种苹果的念头取消了。为啥？因为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了解了市场行情。当时从全国看，苹果生产的规模已经太大了，进入了饱和状态，并且人家的品牌、技术和销售市场远远超过我们，此时再从后边追赶，非吃亏不行。不能种苹果，到底该种啥呢？后来秧地满坡的野生猕猴桃（我们过去叫洋桃）使我得到了启发。洋桃的维生素含量高，营养价值丰富。过去都是在沟沟坎坎自生自长，人们没有当回事，更没有人把它正二八经当水果种。但我当时有个信心，也有个感觉，觉得大面积种植猕猴桃能行。我当时有个信息，就是城里人对洋桃有需要。因为过去每年我给南阳一些朋友拿一些洋桃，开始那些年，他们往往是放烂倒掉，也不咋吃。但到了后几年，有些人就主动问我要。这说明城里的人们有了需要，洋桃有了市场，就有发展前途。我们陈阳又是洋桃的适生地，环境、自然气候、土质都适应，全国猕猴桃专家朱鸿云的苗木听说就是从我们陈阳的山里弄出去的。我也反复算账，洋桃产量一亩地少说能见3000斤，打四毛钱一斤，也比种庄稼强，而且投资小，用工省。我还考虑到当时西峡正在准备修宁西铁路，等我们洋桃发展起来了，宁西铁路也修通了，运输也不用愁了。就是过十年、二十年洋桃真的不中了,必须抓粮食生产，无非是把洋桃砍了再种粮食也不晚。我又一了解，西峡已经有了洋桃果蔬科研所，有现成的品种和技术，就感觉到它将是我们山里调整支柱产业的方向。为此，我们请来了全国猕猴桃专家朱鸿云实地考察，找来相关科技资料细细研读，带领村组干部赴陕西省周至县取经，组织技术人员多次论证，村支部经过充分讨论分析，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水果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猕猴桃是果中之王，Vc含量高，是一项待开发的新兴果品，市场潜力大。最终村支部作出决定：大跨度调整产业结构，在全村的耕地上大规模种植中华猕猴桃，三年内粮食、猕猴桃并行发展，三、五年树干长大后，刚好到中华猕猴桃的盛果期，在全村形成以猕猴桃为主的新的支柱产业。

这样大的决策，具有很大的风险，意味着二三年后就不收粮食了，对世代都习惯于种五谷杂粮糊口的群众来讲，阻力可想而知。四乡五邻议论纷纷：“刘天志不憨不傻，不疯不癫，为啥要毁了麦苗种猕猴桃？”“不留一点粮田，头枕钱包还会饿死人哩！”“看来秧地人只吃猕猴桃不吃粮食了”。说什么的都有，可我们是“一嘴吃个鞋帮，心里有底”。岁数大的饿怕了，怕饿，年轻人思想转变快，我们首先抓年轻人的思想，征得年轻人的同意。我们列出发展猕猴桃的10大优势，宣传动员群众积极行动，然后一个组一个组开群众会，很快达成了共识。加上过去有发展香菇的成功例子，因此，从动员起不到一个月，占全村95%以上的可耕地（除菜园和香菇架占地外）和两条沟全部栽上了猕猴桃，共5.4万株。

培育猕猴桃产业，我们秧地在全县来说又走在了前头。我们从1995年就开始干，比其他地方早了好几年。全县其他乡镇都是看我们发展起来后，在我们的启发下才开始逐步发展的。规模化种植加上系列化服务，统一供应优质种苗，统一搭架支棚，统一打药施肥，统一冷库储运，统一对外销售，现在猕猴桃达到100多万斤，仅此一项人均收入2000多元。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研究开发出的益微SOD猕猴桃品牌，先后荣获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会金奖和99昆明世博会金奖，使秧地小山村种出来的猕猴桃名扬四方，俏销北京、上海、内蒙等地，并出口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至今我们秧地洋桃发展已经10多年了，实践证明这个项目发展非常对，用现在的话说，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没有搞瞎指挥。现在看洋桃的生命力还是比较长的，其他产业是不能替代的。目前在秧地村，菌（香菇、天麻）、果（猕猴桃）、药（山萸肉）三足鼎立，形成三大支柱产业，农民增收有了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