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谢党恩，勇挑重担战温饱

（一）服从需要回山村

秧地村是一个深山村，地处伏牛山的大山深处，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只有一条沿河道路通向山外，人们世代沿陈阳河沟两边聚居。由于山多地少，自然条件差，解放前年人均口粮不足60斤，村民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人们做梦都想跳出这个穷山窝。

1936年8月，我出生在秧地一个贫穷的家庭，家里有父母、哥哥、姐姐和我。祖辈留下有一亩多地，因给父亲治病也卖了。我父亲在没有我的时候，腿就残废了。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比起其他的穷人家是更困难，从我记事起没吃过一顿饱饭。但是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能吃苦、又非常能干的农村妇女，在我记忆中，她为了这个家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们每天醒来时她都是在纺花织布，从没见她在睡过觉。她又是一个很明事理的人，知道我们为啥穷，知道没文化走不到人前头，被剥削永远也翻不了身。所以就使是在那样困苦的岁月，仍想方设法供应我哥哥、姐姐和我读私塾上学。我姐姐还读了高小六年级，在解放前供应一个女娃儿上学，在我们这道沟中的穷人家是很少很少的。这给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这个家回忆起来就是多亏了我母亲。

1948年我们这里解放了，我那个时候只有十来岁，但已经是少先队长了，参加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亲眼目睹了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被彻底打倒，家里从此告别了找地主求生的悲惨生活。从我脑海深处里，就印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的一切，也就是千好万好没有共产党好，天大地大没有毛主席恩情大。同时也渐渐懂得了是共产党救了我们，我们也有责任保卫和捍卫革命成果，捍卫政权，也就是从朴素的感情当中，开始慢慢上升到为人民、为革命的高度。

土改以后我继续上学，1951年从重阳高小毕业，1953年冬天考到陕西丹凤初中。1954年冬天，国家义务兵役制颁布实施，开始义务征兵。我那一年18岁。当时刚刚土改罢，群众正是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没人剥削了，日子安逸了，开始进入建设家园、建设安乐窝这个时代，又受“人到兵上、铁到经？上”的传统旧观念影响，好多人都不愿意去当兵。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也有感恩的思想，恰恰和别人相反，我热爱当兵，积极主动想当兵，一心想当兵，就报名要求参军。领导发现后，把我作为典型，让我在大小群众会上发言。因为刚从学校门出来，天不怕地不怕，脑子也不封建，敢讲，被重阳乡政府看中了，非要让我到乡政府去当财粮。由于当兵的愿望太强烈，在得知不能去当兵时情绪比较激动，结果兵没当成，乡财粮也没干成，又过了上学时间，学也上不成了。这是我第一次走到社会，第一次碰到钉子，对我的打击很大。于是又回到家中放牛。

由于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也好动脑子，在放牛的同时，看到周围老百姓没有文化，于是就把家里拾掇拾掇，义务办了个农民夜校，让邻居夜里来我家识字，把我学的东西、一技之长教给左邻右舍。过来一段时间，被区里的扫盲专干发现了，就让我参加了县里召开的扫盲表彰大会。由于我是我们村里唯一上到初中的人，当时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在我们山里还很少，所以参加完大会回来后，1955年5月，丁河区政府让我到虫蚜乡当信用社会计。1956年到南阳银信（？）干校学习进修40天，回来后填了个履历表，我就成了国家干部，在区上干了两年多。

也就是在1956年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就赶上了整风、大鸣大放、反右派、肃反等政治运动。1958年，由于在肃反运动中陈阳坪高级社支书被开除了，当地没有高级社支书。我刚刚入党，又是陈阳坪当地人，因此区里宣布我回来当陈阳坪高级社支书。这样一来，我的国家干部身份就丢了，随后进入教育系统和金融系统干部归队等机会，我也都错过了，我就由一名国家干部，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又成了一个农民。虽然后来也觉得可惜，但是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作为一名党员，出于感谢党的恩情，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那时人年轻，热情也高，觉得组织信任自己，就应该尽力干好，对干部、农民的想的也不多。于是就又回到了秧地村，一干就是50年！

（二）苦涩年代曲折路

1958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到处在反“潘杨王”，社会上到处是开展革命大批判，粮食生产开始说大话。我刚当支书不久，乡里开会，由于我如实反映情况，被说成是右倾，让我在会上作检讨。当时农村的形势，是按着中央提出的发展纲要和提出“四五八”（即黄河以北单产达到400斤、长江以北单产500斤、长江以南单产800斤）的标准，要求粮食“上纲过江”。有的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年超纲要、三年超英赶美的急躁冒进风，陈阳坪公社当时改名就叫“超英公社”。粮食大跃进导致三个高（高征购、高指标、高产量），高产引起高指标、高征购，由于高产是虚的，而高征购是实的，结果导致老百姓没粮食吃，农民失去了生产元气。在搞农业大跃进的同时，卫生也在搞大跃进，七改六净，家庭简单化，把家里脏东西全扔出去，一扫而光，把农民家庭弄得一贫如洗。随后又开始工业大跃进，大炼钢铁，村里一部分人被国家抽走去武钢了，一部分人被抽到县里，一部分人在公社大办钢铁，农村劳动力抽得快完了，地都没人种了。在“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们没日没夜的干，但由于脱离实际，适得其反。大办钢铁的结果是把坡上的树砍光了，简单化把农民家里弄得空空荡荡，三高把农民元气刺伤了，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当时我对这种形势非常反感，可是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非常苦闷。现在回忆起来，如果当时把群众的干劲用到发展农业生产上，那可真是不得了，但是却用在了错误的地方、无效劳动上。我在支书岗位上的工作，真可以说是在火山口上，难极！那时在家耐不住、外出的人多得很，有些文化、有些知识的好多都跑了，我的好多同学都跑到青海、新疆等地。周围好多人动员我也跑，但我到底没有跑，总想着跑是不对的。当时对形势看不惯是看不惯，但跑我认为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事。

对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央很快也有所察觉。1959年，毛主席来河南搞调研，主要是对河南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人民公社进行调研，就是调查农村人民公社究竟适应不适应农村这个问题。我也在郑州参加了七千人大会，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作为一个农民，刚当村支书就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聆听毛主席的亲切教诲。这是我一生奋斗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力量源泉。直到1959年底和1960年初，中央才提出停止冒进，下头也急刹车。

但是，随后又在农村干部中开始“拔钉子”，说农村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基层干部造成的，要处分、清理，我们基层干部就又跟着受了罪。在拔钉子运动中，由于我在吃食堂中尊重群众意见，拒绝一个从淅川跑过来逼着我们这里一个老太太要饭吃的人赖在食堂混饭吃，后来这个人被饿死了；还有就是因为没有给当时乡书记的爱人腾房子，也被当成了坏人，被拔了“钉子”。我在县里住了四个月，跟犯人一样，还是到最后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全省广播大会上做了检讨，把大跃进责任承担了，才把“钉子”全部放了，解放了基层干部。我回来后有些丧气。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非常注意群众的利益，作为我自己来说，是个农民，过去受苦受难，在群众中很注意工作方法，也不在老百姓面前摆官架子，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就是这样，也逃脱不了受整治的恶运。在我灰心丧气、不想再干的时候，陈阳坪公社书记和我同吃同住了三天，给我做思想工作，还要让我干。仔细想想作为一个党员，受点挫折没什么大不了的，上面的领导都承担责任了，你在下面受点委曲也不算什么。反正就是这个事，也渐渐想开了，顾全大局，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算是风风雨雨到1960年。这是我干村支书的一个段落，也是一段曲折的历程。

（三）治河改地求温饱

1960年后，农村管理体制改为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秧地公社分为秧地、陈阳坪和寺山三个大队。后来寺山大队和陈阳坪大队合并，秧地一直保持到现在。食堂也散了，农民可以一家一户做饭，但是生活相当困难。由于地太少，一季全村小麦毛产量才3万多斤，一口人夏天才分55斤小麦，可想而知生活是啥样。那时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粮食封锁，粮食不能进口，只有靠我们自己生产。作为农民，还得支援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即三支援：支援城市、支援工业、支援灾区。那时艰难到啥程度？农村一个生产队一年要向国家贡献一头猪，一只鸡一年要向国家贡献一斤鸡蛋。当时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最大难题是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咋能让人们吃上饭？作为村支书，自己有责任带领全村群众，首先做到粮食生产过关，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

当时由于看到红薯播种简单，产量高，效益快，我就动员群众大量种红薯，可以说很快就让人们首先能吃饱肚子。到1961年，农民的生活虽然还很苦，红薯基本上还能吃饱。但那个时候我就想，光吃红薯也不是个办法，吃一身虚膘，浑身没劲。得改田造地，多种小麦、包谷（玉米），让农民吃上粮食，肚子里有点实质性东西。当时改地发动群众是相当困难的，人们腿都拉（迈）不动，哪有气力去抬石头？我们苦口婆心动员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引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不能依赖国家。我这种想法，主要是受党教育多年，再一个自己出身在穷人家庭，总想着要和乡亲们一起，改变秧地的面貌，摆脱贫困，让群众过上温饱日子。

改田造地，我们也没有乱来，也尊重科学。我们做了一个规划，根据条件的许可，一个组一个组慢慢来，轮着改，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步把地改造好。从1961年到1979年的近20年，我一直致力于治河改地，光抬石头的肩拍一年都要烂掉好几个，抬杠打断了鼻梁骨，又摔成了脑震荡。经过全村人死打活拼的努力，拉土垫地、修筑河坝3公里长，把原来的坡耕地全部换成了平地，总共改有320多亩，使全村耕地增加一倍。现在秧地村入眼看的一大块一大块的地，基本都是那时改的，实现了全村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注意科学种田。当时上地没有肥料，1961年我们村千方百计建起了油坊，用桐油籽打（炼）油，油卖给国家，油库饼用来上地。再一个是同保守习惯势力作斗争，引进良种，改善作物品质，那时候也是一件艰苦工作。1965年我们从县科委引进了一批叫罗马双交的优良品种，种植以后获得了高产，那一年全村小麦产量由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7万多斤，翻了一番，大包干前就达到12万斤。我们还注意科学方法，像小麦三分种七分管，以及三追不如一底、年外不如年里、宽幅播种、套垅等，都是我们村当时的生产特色。在陈阳坪的粮食生产上，我们站在了前头，起了先锋旗帜的作用。在农业学大寨、战胜自然灾害解决粮食问题这一段，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出力最大、最苦最难的一件事。

尽管经过我们二十年的辛勤努力，使全村的土地增加了很多，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可以说是能想的法儿代表想遍了，但是却仅仅是让人们能吃饱饭，依然没有使我们村在根本上摆脱贫穷的面貌。到底该咋干？出路在哪里？我当时也常自暗暗在琢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