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民 李怀明

“西峡口抗战”于1945年3月21日至8月19日发生在豫西南南阳西峡口。这是八年抗战中日最后一次会战——豫西鄂北会战中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区的最后一战。这次战役中国军队参战约10万人，日军参战约5万人，战时超长，战况惨烈，最后以我军获胜、日军伤亡2万余人、“日”落西峡口而告终。“西峡口抗战”彻底粉碎了日军企图打通豫陕公路、奔袭西安、威逼重庆、迫降蒋介石、吞并全中国的政治野心，谱写了一曲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壮歌！
   “西峡口抗战”发生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接连胜利、德国法西斯军队失败在即，太平洋战场英美联军逼近日本国境线、日本危在旦夕，中国军民抗战情绪高涨、胜利在望，日军负隅顽抗、做垂死挣扎的历史时期。是时为挽回败局，日本裕仁天皇采用冈村宁次“攻西援东”作战方针，即集中日军主要兵力打通包括西峡口在内的三个进攻川陕的战略通道，加紧迫降蒋介石，企图全部占领中国。“西峡口抗战”前后历时5个月，先后经历大小数百次战斗，主要战斗有五龙庙坡、西峡口、老灌河、马鞍桥、鹰爪山、蒲塘——豆腐店、愁斯岭、大华山等13次。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月份的前哨战。日军以第一一○师团为主力兵分两路向国军豫西南防线突进猛攻，三月下旬至月底攻陷镇平、内乡县城并攻占了西峡口镇，企图继续向陕西商南县、龙驹寨推进。日军运用战术上的快、硬、锐、密等优势向国军猛攻，国军反击后逼迫日军退缩据点，转为争夺战和拉锯战。第二阶段是四、五月份的两翼出击战。国军第七十八军采取纵深配备，构筑工事，坚守阵地，阻止敌人的不断进攻。第八十五军攻击西峡口敌军的南侧背，逐个抢夺山头，攻占要点，连续打仗十余次，迫敌收缩防线固守。左翼机动部队攻击西峡口敌军北侧背，连续使用火箭筒利用夜袭逐个摧毁敌地堡，消灭据点内的敌人。第七十八军不断奇袭和攻击正面敌军较大据点，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豫西地方团队也不断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侦查敌情、炸毁车辆，使敌军小部队夜间不敢活动。第三阶段是七、八月份的全面出击攻夺据点战。总预备队第一六七师利用炮兵和空军的掩护，集中轻重火力，携带爆破器材，强袭一一二○高地和鹰爪山以及周围各山头的敌军据点，使敌军龟缩在山头的石碉堡内。第七十八军也频频出击，夺取鹰爪山及附近高地。第八十五军攻占了庞家砦，第一线据点中敌人受我地面攻击和飞机轰炸，几乎全部被歼。经逐山逐点的攻击，敌军逐步收缩，只有困守挣扎。经过五个月的前哨、守备、出击、攻夺等战斗，消灭了敌军有生力量，粉碎了敌军的进攻。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因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慌乱出错，直至8月19日，远在西峡口战场的日军才接到停战投降的命令。8月23日上午，中日双方指挥官在西峡口镇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西峡口抗战”终于落下帷幕。对此，日本史学家曾作出记述：“惨烈的西峡口战役，逼使日本军队撤退时，不能处理好死者，使其暴尸异国山野。它给日本人留下了千载难忘的遗憾，应将这一极为惨痛的事件写到日军陆军作战史上。”
    八年抗战伊始，宛平县芦沟桥打响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第一枪；八年抗战终结，宛西芦沟村马鞍桥怒放了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最后一枪。台湾“中华军史学会”2014年8月指出：“中国八年抗战中，共有22次大会战，豫西鄂北会战西峡口之役，是最后一次会战，也是最后胜利的一次会战。”综观八年抗战，担负正面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规模化战役1117次，包括较大规模的22次会战，中国军队败多胜少。而“西峡口抗战”令狂妄至极的日军未能前进一步，是为数不多的一次防御胜利战。那么，除去二战结束、日本天皇投降这一宏观背景因素，“西峡口抗战”致胜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透过70年的尘封历史硝烟，对此作以肤浅探析。
     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坚守防御对“西峡口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延固支撑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一直推行片面消极抗战路线，致使正面战场接连溃败，损失惨重，大片国土沦丧，河山惨遭蹂躏。1944年1月，随着豫湘桂及河南战役的展开，国民党损失兵力20多万人，豫中、豫西38座县城和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沦为敌占区，西安已暴露在日军威胁面前，蒋介石重庆政权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日军发动进攻西峡口战役的战略企图显而易见。西峡口位于豫陕交界的八百里伏牛山东南门户，为由豫入陕通道的咽喉，其地形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秦朝末年楚汉相争，刘邦、项羽相约先入关者为王，刘邦采纳谋士张良之计，率军围困南阳纳降守将后，取道宛西武胜关，一路西进，捷足先占咸阳。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深知固防西峡口对于阻滞日军西进、屏障西安、拱卫重庆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被迫一改消极抗战意识，下决心不惜一切军力、物力、财力，在西峡口一带构筑一道坚固防线，以打破日军的政治、军事企图。1945年3月23日，胡宗南在给王仲廉拍发的电报中，明确无误地提出：“战区以相机打击敌军，确保豫西山地为目的。”蒋介石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己之私利，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军心、坚守防御的导向和控制作用。
    “西峡口抗战”国军参战部队总数超过日军一倍以上，局部战场数倍于日军，且大量使用先进的武器装备，这在以往的中日大规模战例中是不多见的。西峡口战场上，国军不仅修建了重阳店临时飞机场，拥有中美空军及战机、菲亚特轻型战车、战车防御枪和各种先进武器，炮弹亦十分充足，参战官兵士气高昂，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相比之下，日军在兵力、装备上均处于下风，后勤保障更是乏力。有的国民党士兵说：“和老日打了这么多年，就西峡口抗战打得爽快！”同时，国军充分利用西峡口山高林密、层峦叠嶂、其地形便于长期隐蔽和阻击的优势，把军队布防在通往川陕通道的各个重要战略山头上，防御阵地南北一百多里宽，纵深配备三十多里深，有效地破坏了日军快速突袭、浅距离侵扰，牢牢控制住了战争的主动权。
    更重要的是，由于受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的影响，国军很多爱国将士对日军切肤痛恨，在西峡口战场上上下用命，同心戮力，浴血杀敌，成为抗日英雄，其中有不少高级将领在抗战胜利后投向光明。如身为中共特别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在本师内部秘密建立中共组织，战场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率军打退日军一次次进攻，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1948年11月他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担任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四十二师师长；参与西峡口作战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原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于1949年起义归顺解放军，建国后长期担任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两支抗日主力部队第七十八军和第八十五军中，第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抗战胜利后拒绝打内战，连续三次婉拒军职，赴美定居；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在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中坐等被俘；第二十三师师长袁子华、第六十二师师长鲍汝礼、第二十八师师长王应尊均在内战前线起义；第一一九师师长刘广信、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守正都在内战前线向解放军投诚等等。
    国军有效的战略战术也对“西峡口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助推作用。首先，高度重视情报。蒋介石通过国军第一一○师获取的情报，着令胡宗南部及早布防荆紫关、西峡口、西坪一带阻击日军进犯西安；着令第五战区部队坚守南阳城半个月，滞留日军于南阳城一带，为胡宗南部布防西峡口、荆紫关赢得时间。胡宗南的军事布防与日军进犯西峡口的军事计划针锋相对，粉碎了日军声西击南、吸引我主力部队于潼关地区，然后突然奔袭南阳、老河口、西峡口，打通进犯川陕的鄂西北和西峡口两条道路的战略企图。
    其次，官兵毫不懈怠。西峡口首战告捷后，当胡宗南认为日军伤亡惨重，大伤元气，想趁机休整、以利再战时，廖运周师长当即提出异议，指出日军第一三九联队虽遭重创，但其主力未挫；冈村宁次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败而不馁，一定会命令日军趁我军放松戒备之时，发动突然袭击，我西峡口防线有被突破之嫌，应该加强防范。该意见通过吴绍周、王仲廉、李宗仁逐级报告蒋介石，蒋随即给胡宗南打电话，指出西峡口抗战初步获胜，不可沾沾自喜，放松戒备。命令他收回休整成命，加强战备，严阵以待。胡宗南不敢怠慢，立即重新部署。自此，国军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严防死守，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再次，利用有利地形。国军重兵布防西峡口境内北起马鬃岭、南到淅川县毛堂街一线的各个重要山头，把日军阻滞于西峡口以东丘陵或平原地区；布防重阳、西坪镇，堵死日军西犯陕南的道路；布防淅川县荆紫关，严防日军突破荆紫关防线而进犯西安；布防军马河、独阜岭、米坪、石界河一线，防止日军佯攻西峡口战场，偷袭此一地区而迂回侧击重阳镇、西坪镇，摧毁西峡口地区的正面防线。这些山地战术，有效地制约了日军的狂妄攻势。以大华山防御战为例，廖运周率一一○师于6月24日布防海拔900多米高的大华山主峰一带，直到8月中旬，先后与日军进行拉锯战40多次，打得日军鬼哭狼嚎、濒于绝望。共打死日军军官21名、士兵2216名，击伤日军军官46名、士兵1122名。在大华山四道包不足百平方米的地方，日军死尸就达400多具。正像参战日军自己供认的，当时“连处理战死、负伤士兵的时间都没有，不得已只将死者的手指剁下后就地掩埋。”
     二、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方针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对“西峡口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坚强的引领配合作用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秉持民族大义，肩负历史重任，以自己的政治主张、钢铁意志和模范行动，充分发挥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对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群体和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为抗战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极大地激励着南阳人民英勇不屈、誓死抗倭。
    抗战初期，在中共中央、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下，南阳先后建立了中共中心县委、豫西南地委等，成为领导南阳抗战的中枢。到1938年6月，全区共建立1个县委、2个县工委、6个区委，党员发展700多人。各级地方党组织领导南阳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郭以青、袁宝华等率先组织成立了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宛属平津同学会。南阳党组织依托同学会，先后建立起南阳妇女抗敌后援会、南阳县抗敌后援会、方城县抗敌救亡宣传团、新野县抗日救亡协会、邓县旅外同学宣传工作团、南召县农村救国服务团、战时服务团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推动了南阳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1939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肩负着“发展华中”的使命，在奔赴中原局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途中，留宿南阳，听取豫西南地委汇报，要求南阳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战初期，诞生于南阳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成为打击日伪军的正规部队。在桐柏县成立桐柏山区七七工作团，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在华中战场屡建奇功。同时，南阳党组织动员大批爱国青年到竹沟抗日根据地，参加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1944年11月，新四军五师组建的河南挺进兵团进驻桐柏，恢复建立了桐柏县委，开辟了桐柏山抗日根据地。1945年4月，五师三十八团和第四军分区挺进团在信桐支队、桐柏县武装总队的配合下，挺进桐柏山腹地，收复信阳西北地区。随之，收复应山和白兆山，使信阳、应山、随县等地与桐柏山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45年2月，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南下豫西，在6个支队基础上，建立6个地委、军分区，其中陈先瑞任三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三地委下辖4个县委，支队主要在南召、方城、叶县、鲁山、舞阳等地打击日伪军。6月上旬，第三支队进驻到南召县马市坪镇，陈先瑞与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高树勋举行火线谈判，双方决议互不侵犯，互通情报，经常联系，共同抗日。抗战胜利后，高树勋即率部在邯郸起义。
    南阳、方城、镇平、内乡等县埋伏下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按照新四军五师和河南工委的指示，分别在各地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斗争。南阳县共产党员邰士芳动员其兄邰士林购买武器弹药，武装由共产党员所控制的芳林酒精厂（今河南天冠集团前身）、刘寺和桥头三支队伍，组成“宛东抗敌自卫总队”。该队发展到2000多人枪，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成功夺取了大石桥伏击战、刘寺反击战和黄池陂保卫战等大小30余次战斗的胜利，先后袭击敌军车数十辆，打死打伤日伪军千余人，成为威震敌胆的宛东抗日大军。
    中共地下党员、方城县博望区区长胡子和，利用合法身份和掌握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领导开展抗日斗争。1945年3月底的一天，日军20多人乘一辆汽车前来“扫荡”，胡子和率领80多人的区队和百余名群众，将日军团团包围。日军见状，惊慌失措，丢掉汽车和所抢物资，仓惶逃窜。4月9日，该区队又成功袭击博望至新店的日军巡逻队，全歼12名日军。方城县的抗日武装——方城县抗日游击队，下设3个分队，由共产党员刘毅然负责政治，共产党员翟化民负责军事。这支游击队在日军侵犯期间，炸毁许（昌）南（阳）公路上的两座大桥，多次破坏日军的通讯设施，先后切割电话线3000多斤，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
    镇平县以中共地下党员王永行为队长的武装工作队，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灰色面目或以防匪护村为名，组织起十几支、千余人的抗日武装。1945年4月19日，王永行、吴承绶领导的抗日武工队，在晁陂伏击日军军车。6月10日，共产党员赵皆枫和仝俊三率领的抗日武工队，在县城北仝家沟打退进山“扫荡”的日军。6月25日，郭钟奇领导的抗日武工队，在郭岗村西伏击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打死坦克驾驶员和炮手各1名。7月8日，共产党员李铁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张林击退了日军1个骑兵排的窜扰。8月15日，日军兵分三路，包围郭岗村。郭岗村抗日小分队在队长郭钟奇的带领下，化整为零，分为10余个战斗小组，三面阻敌，打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击毙日军8名。
    内乡县党组织派人打入日伪军内部，掌握敌情，瓦解敌人，发展武装300余人，基本控制了米坪乡及周边地区。
简而言之，“西峡口抗战”期间，南阳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此起彼伏，宛属大地抗日烽火风起云涌，上演了一幕幕游击抗日、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的抗日活剧。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南阳盆地，与西峡口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构成了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广阔敌后战场，极大地削弱了参战日军的机动、保障、情报乃至战斗能力，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压力，为赢得“西峡口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南阳人民威武不屈的反法西斯精神对“西峡口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广泛的支持推动作用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中原地区，从1939年5月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日军曾先后5次侵犯南阳。侵宛期间，日军到处狂轰滥炸、焚掠屠杀、奸淫妇女，推行殖民统治，铁蹄所至，河山破碎，生灵涂炭。南阳人民家园被毁，同胞被戮，姐妹被辱，财产被掠，饱受践踏和蹂躏。据不完全调查统计，日军侵犯南阳，致使49651人死于非命，16425人受伤，逃亡人数达504491人；荒废土地6198371亩，损失房屋873679间、牲畜1122520头。日军在南阳所犯的滔天罪行，擢发难数，罄竹难书。南阳人民对残暴日军有着血海深仇。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秉性刚烈、不屈不挠的南阳人民在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影响下，纷纷行动起来，主动运粮送信，当兵参战，痛击日寇，打击伪顽，捍卫家园，出现了全民皆兵的局面，用民族精神和聪明才智布下了击杀日军的天罗地网，将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现列举几例：别德功，原是宛西自治首领别廷芳造枪厂的工人。他自发组织起一支9人的抗日队伍，用地雷炸毁两辆装满弹药的日军汽车和一座粮库，夜袭日军物资仓库，抢走食盐1000多斤。1945年3月27日，邓县陶营乡村民奋勇抗击来犯的日军，打死8人。3月29日，南阳卧龙岗农民乔玉章和儿子乔作营主动协同国军守城军队作战，一连打死5名日军。3月，邓县罗庄村村民陈有林、刘玉哲，用斧头砍死日军军官渡边。赊旗镇白岗、岗常、小郭庄、李店等村村民群起围歼日军5人，活捉1人，吓得日军跪地求饶。4月，曾当过团丁的邓县高集乡曾洼村青年农民张光成，利用有利地形，只身伏击来犯日军，一连击毙10名日军，击伤1人，被群众誉为“神枪手”。5月，淅川县白亭街商会会长多宝三拒绝出任伪职，打死3名日军后，惨遭杀害。西峡丹水镇袁沟村丁沟农民袁振山带领村民阻击来犯日军英勇牺牲，后村民枪杀几个日军，其余仓皇逃跑。6月，内乡县方山自卫团女农民方秀芝，机智勇敢，打死多名日军，被誉为双枪女英雄。西峡口蛇尾乡伏岭村年逾60岁的农民吕永太，在其弟弟吕永庭的协助下，用木棍、石头打死正在他家堂屋神龛里拉屎的日军中队长加藤。内乡县李湾村农民王保把日军3辆坦克诱入齐腰深的泥潭，不能自拔。邓县高台庙村青年农民陈合令，看到日军正要污辱自己新婚不久的媳妇，热血上涌，一把夺过日军军官手中的战刀，接连砍死3名日军。淅川县萧沟村民萧凤山见一日军正追赶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怒火中烧，抓起一根磨杠，冲到日军面前，迎头一杠，结束了这个日军的狗命。淅川县刘营村农民刘凤鸣将一正在抓鸡的日军拦腰摔倒，用石块砸死。新野县白庄村农民张正题、林少清、张正庚3人，活捉1名在村里抢东西的日军，然后把他拉到溧河芦苇中，用菜刀砍死。内乡县莲花村农民张占魁发现几个日军在村子里拉妇女，抢牛驴，怒不可遏，只身勇斗日军，一连击毙两名日军，其余的日军仓皇逃走。西峡口回车乡花园村农民谢明堂乘一日军不备，将其推下1丈多深的悬崖，周围群众蜂拥而至，把这个日本兵乱棍打死。象这样的群众抗日事迹，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他们来自民众自发行动，或单独战斗，或聚众作战，神出鬼没，不分昼夜，有机会就痛击侵略者。日军到处碰壁挨打，直吓得单人不敢行路，白天不敢露头，胆战心惊，寸步难行，被迫龟缩在据点、军营、阵地。这就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有力地支援了西峡口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还应指出的是，在“西峡口抗战”中，内乡（含西峡口）、淅川县民团，也做出一定的贡献。内乡县民团前后进行百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下茂大尉以下983名，击毁坦克和装甲车47辆，缴获机枪90多挺。淅川县民团同日军进行过9次较大的战斗和97次小型战斗，共击毙日军司令官山崖以下军官11人，士兵2250人，生俘日军4人，击毁装甲车、汽车12辆，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些对“西峡口抗战”都是有力的支援。
    “西峡口抗战”是人民的胜利、民族的壮歌，更是正义的宣言、历史的必然。胜利来之不易，历史不容失忆。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际，回望中华儿女团结抗战、保家卫国、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和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将激励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辟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携手奋进、披荆斩棘、勇攀高峰！

本文参考书目

《抗战实录》             李  影著
《冈村宁次回忆录》        稻田正夫著（日本史官）
《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著
《中日战争史略》          国民党史政局著
《昭和15年的中国派遣军》   日本防卫厅著
《西峡口之役致胜探讨》     台湾中华军史学会著
《铁血史诗——南阳全民抗战纪实》李保铨著
《西峡口战役经过》        谢蕴涛著
《中国共产党河南历史》（第一卷）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中国共产党南阳历史》（第一卷）中共南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人民日报》2014年9月3日

                          （摘自南阳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