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谈，原名杜兴顺，1911年出生于今西峡县五里桥镇黄狮村。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体弱多病。童年时由一位乡下私塾老师在家教读，后受一位名士影响，养成“恃才傲物”的性格。1923年考入开封私立北仓中学。当时，他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对鲁迅的作品尤其喜爱。1928年冬，得到其表兄共产党员王正朔的支持，只身离家到北京作旁听生，进修文学课。期间他阅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并开始了新诗歌的习作。

1930年秋，杜谈由冀玉杨介绍参加革命活动，同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与共产党员、左联盟员张秀中、铁岩等在中国普罗诗社的领导下，最早在北方诗坛倡导普罗诗歌，主张“把实际斗争和我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到艺术上去，摧毁资产阶级艺术”，还先后编辑过左联领导下战斗性较强的《北方文艺》、《文哨》、《擎旗手》、《普罗诗选》等文艺期刊，同时发表诗作。在这以后的文学生涯中曾用杜隐夫、白特、朱彭等笔名。1932年，为悼念“左联五烈士”殉难一周年，同张秀中、铁岩共同编著了诗集《血在沸》。同年5月，他创作的独幕剧《到明天》在北平公开演出。同年秋到上海，先后与卢森堡（任钧）、周扬等见面，被安排在左翼作家联盟诗歌组工作。这期间，他勤奋学习和写作，与蒲风、穆木天、杨**等结为诗友，成立中国诗歌会，并筹备《新诗歌》旬刊，该刊于1933年2月创刊。不久他回到河南西峡家乡探访，为解决中国诗歌会出版经费的困难，动员家人捐出3000元作为诗歌会出版基金。在探访期间，写了多首暴露黑暗、同情劳动人民的诗篇，如《人贩子》、《狱》、《挨打的邮差》等。回上海后，又写了若干首，辑为《还乡记》，于1934年以中国诗歌会名义出版发行。同年11月1日，他以杜隐夫的署名写信向鲁迅请教，征求对新诗歌的意见。鲁迅在《致杜隐夫》的信中，就新诗歌的形式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1935年春，在白色恐怖下，杜谈在参加左联文化活动时不幸被捕，后被判押在苏州“反省院”监禁，1936年夏获释。出狱后重返上海，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写作。同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杜谈前往殡仪馆瞻仰遗容，当晚写下《让我再看几眼吧》一诗，后收入1937年出版的《鲁迅纪念集》。他的诗集《囚人梦》于1937年出版。同年他写长诗《二万五千里》，歌颂工农红军终于排除千难万险，争取到直接对侵略者作战的条件。全诗革命激情饱满，是他的力作。

上海“八·一三”事件发生，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奔赴武汉，后经郭沫若介绍与任白戈和李柯夫妇一起到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结业后留该院新闻教研室工作。1940年他在延安由凯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创作更加勤奋，诗风也有了大的变化。他热情歌颂新的生活，格调健朗明快，其中的一部分诗作散见于当时延安的《新诗歌》，昆明的《战歌》等刊物。

1945年，他在张家口、承德等地做宣传工作。1946年随军赴东北佳木斯负责教养院工作。不久调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宣传科长。1949年转入中央文化部剧本创作所作编辑。1958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此后，主要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为了塑造革命者的形象，他经常到江西、湖南和自己的老家河南体验生活，创作了《翠岗红旗》、《胡南》、《母亲》、《江南游击队》等多部电影剧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杜谈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被驱赶到“五七”干校。他觉得把文艺工作者赶在一起劳动，是不务正业。当时杜谈年已花甲，身体欠佳，经过一番周折他从干校回到北京，精神有些失常。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逾古稀的诗人杜谈看到举国上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战的可喜形势，格外兴奋，他订出新的创作计划，愿为祖国的经济腾飞继续歌颂。但因十年浩劫的折磨，疾病缠身，于1986年4月18日与世长辞，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