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蔽精干与撤退干部

     1939年底，国民党开始陆续发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区内加强特务统治，残酷镇压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先后封闭了邹韬奋主持的成都、昆明、贵阳的生活书店，《救国日报》、《国民公论》、《新华日报》、《群众》等党报、党刊也被禁止发行。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调查局责令国民党党部在“每一地区组织一至二个专事打击共产党活动的外围团体”。并成立了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集中营，称“战时青年训练团”，制定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一套办法”。

    国民党镇压活动的日益加剧，使共产党在白区的处境更加艰难，特别是一些共产党骨干分子和部分暴露了的干部处境更加险恶。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所有暴露了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或到抗日根据地”的指示，1941年4月、6月，中共河南省委交通科长杜征远2次专程由延安到豫西南撤退干部。1942年，中共河南省委又派朱晓山回豫西南撤干。

1940年到1941年，南召形势逐渐恶化，豫西南地委党组织将党员王香亭调到西峡育德中学任教，将原李清店区抗敌服务 团妇女主任、小学教员张剑钊调到西峡口国立一中一分校读书。1940年夏，党组织决定赤眉区委员杨鹏程到西峡育德中学，李军泗、褚守荣、安德普撤退到米坪小学教书。这些举措有效地为共产党保存了实力，为革命积蓄了力量。

    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西峡共产党组织的破坏

   （一）伏牛山工作团的组建及南召惨案对西峡的影响

抗战初期，南阳一带“大批流亡学生返乡，在共产党的倡导和组织下借国共合作之势，组织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时间，抗日救亡的声浪在南阳地区势如潮涌。1942年4月，蒋介石在西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特别指出：“伏牛山区共产党组织和军事工作可怕。”并责令第一战区长官部“清剿”伏牛山区的共产党员。7月初，专事****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成立了国民党河南省党政军伏牛山区工作团（简称伏工团），专是****破坏活动。伏工团团长由一战区长官部联席汇报秘书处主任周心万担任，一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蒋鼎文的亲信杜品山任副团长，总干事为朱国屏。伏工团下设6个工作组，全团共54人，初期的破坏重点是伏牛山腹地的南召、卢氏、嵩县三地。

     1942年8月，伏工团副团长杜品山带领两个工作组进发南召，准备镇压南召的共产党组织，然而，未等杜品山下手，为夺取镇压伏牛山区共产党头功而献媚蒋介石的汤恩伯便先下手为强。9月中旬，汤恩伯突然命令驻防方城的八十五军一 一O师假称防止日军入侵而进驻南召。10月6日，一 一O师突然包围了县城和李清店等七个村镇，逮扑300余人，其中20余人遭杀害，并召开大会，以南召自治派李益闻“勾结共产党，组织暴动”为罪名，当众将其枪杀。同时，南召特务通过省府密令西峡民团司令部逮捕了育德中学党支部书记王香亭及李汉松、一中一分校党员张剑钊。

    汤恩伯派一 一O师发动的“南召事件”中，枪杀南召自治派首领李益闻，震动了宛西自治派。宛西自治派认为事件的矛头是以剿共为名指向自治派的实力人物,因此惶惶不可终日，并接连召开会议商讨对策。随后，杜品山被汤恩伯拉拢，以刘顾三为首的宛西自治派也被迫屈服于汤恩波的压力，充当其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武装打手。

   （二）伏工团和中统特务在西峡的破坏活动。

    在伏工团入宛西之前，中统豫室的南召已于1942年11月下旬迁往镇平，并改为镇平分区。镇平分区特务组织得知伏工团即将进入宛西的消息后，该分区主任贺连璧不顾当时正在实行的所谓“自首、自新”政策，效法汤恩伯在南召用过的先下手为强的办法，对镇、内（含今西峡县）、淅三县的共产党员抢先进行大逮捕。至1943年2月，中统镇平分区在内、镇、淅三县逮捕中共党员、进步青年和教员180人之多。

1943年元月中旬，贺连璧勾结刘顾三到西峡口先后摸清了国立一中一分校、师岗的信阳师范(该校有信阳迁到师岗)、育德中学等校的进步青年和中工党员的情况后，于次日分别逮捕了育德中学教员、中共党员吕卓洲、赵步青，育德中学学生杜如楼、杜修武、陈池通、臧顺治；白羽小学教员庞鸿显、董一琴；西峡口城郊教员张宪昌、程瑞祥、何溥泽、杜如山、杜子斌；孙永明书店的学徒张春阳，连同师岗的信阳师范逮捕的在内，共计30余人。

    1943年3月，伏工团内乡组组长朱利民，又到西峡口，伙同西峡口民团司令部再次破坏地下党组织。逮捕国立一中一分校李保如、程传孝、张希增、刘延波等8名学生和米坪教员、中共党员裴振生。